文艺 吴俊教授系列预告:鲁迅、林译小说、现代

小说 2018-11-05 19:34:32

  原标题:文艺 吴俊教授系列预告:鲁迅、林译小说、现代小说叙事与当代文学转型

  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长江学者励计划特聘教授吴俊老师将于11月5日-7日于深圳开展四场系列学术,探讨“林译小说”、现代小说的叙事模式、当代文学的转型以及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等话题。作为一位出色的学者,吴俊老师长期致力于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以鲁迅研究为原点,关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以自觉的文学者身份,探索文学及文学的社会责任。本公号今日特推送吴俊教授深圳系列信息,附带一篇吴老师讨论文学与社会的文章《文学、公共空间与社会》,以供大家了解吴俊老师的学术态度与思想脉络。更多相关文章请点击海报下方题目链接。

  所谓转换时代,主要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自觉融入全球化历史发展进程以来而发生、形成的整体性的社会转折或转型时代。我们当然可以根据各自的目标,从不同角度或各个层面去理解、认识或判断这一时代的缘由、特点或趋势。我的着眼点则主要是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制度的结构性改变。说起制度,并非特指制度,而主要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般制度。但一般制度显然也与制度有关,微妙在于,一般制度建设在受制于制度的同时,也会与之互动。至于制度的“结构性”改变,意即这种改变在空间上只是局部的和有限的,在时间上则是渐进的和缓慢的,远非整体的、全部的或激进的、突变的改变。因此,我从积极方面看这种制度的结构性改变现象,谓之多种制度性因素或形态在当下中国的制建立或形成,制建设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特征。相反地,也可以从消极角度来看这同一个的现象,即原先的(旧的)制度概念和理论显然已经难以解释或应对当下中国的状况;或者说,关于制度的已经或正在发生着改变,一般意义上的制度的恒定性正在受到实际上的冲击和挑战。制度层面上的破与立(特别是其过程)往往成为它的常态现象。

  二是以电脑/网络为主要标志的新电子媒介在日常活动中的普遍使用对于文化和文明水平的巨大改变。我认为在理论上我们还没有真正充分地认识到作为工具的电脑/网络在日渐成为人类的主要或标志性的工具之后所产生的改变人类文化和文明水平的彻底性:当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工具(即电脑/网络)——发生了性变革或进步之后,人类的生产关系或文明水平也就会随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也就是说,电脑/网络所改变的不仅是文化的方式或形态,而且更是文明的方式、水平或阶段。后者将是最具实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将重新定义我们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其中无疑也就包括了我们的文学及其价值观和标准。

  三是社会亚文化及其形态的勃兴对社会整体文化结构或其发展的影响的广泛性与深刻性。一般所谓的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力量对比,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比如,按照年龄、性别、地域、等可以相对区分出的文化人群)里的实际影响力,往往难以清晰判断,有时还可能会与常识概念恰好相反。换言之,在特定的时空或文化人群中,亚文化价值观的实际地位很可能会高于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地位。那么,什么才是主流或亚文化呢?在主流或亚文化的实际地位有可能会发生变化甚至倒置的社会情境中,这其实是一个无法明确回答的难题。比如,纸质和网络的文化地位或其影响力的比较,青少年文化、女性文化、白领文化、同人或同业文化,还有少数族群文化、民间教文化、非组织文化、同性或双性恋文化等等,凡此以不同标准可以相对划分出的“亚文化”,并非只是被动地或自甘弱势地受着主流文化的完全宰制。亚文化有自己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就是主流文化。因此,特定的时空或文化人群的条件,完全可以改变主流或亚文化的地位关系,改变文化形态的实际边界。

  这一切的改变,即主要体现为制度、工具和文化地位三方面的改变,在我看来就是我们这个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换(或转折、转型)发展的主要标志。那么,对于身处其中的文学或文学而言,我要说的就是:基于传统或原有价值立场而形成的相对统一甚或同一的文学价值观(包括文学价值观)的文化中心时代已经趋于终结。特别是,文学的经典传统已经趋于或崩溃。甚至,文学形态的边界已先于此开始了消解或消失的过程。与之相应的则是,多向度和多元价值的文学生态格局逐渐成为普遍的现实,专业概念(专门的或细分的)的文学价值取向分歧获得了充分的合和性,即文学的存在或其进入到了一种相对的价值博弈时代。文学因之或出现了——从此不再可能走在一条道上了。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先兆,但现在,我更想将之视为长期既存的文学时代正在终结道上的一种趋势时代。理由何在?最大的理由就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在理论上命名所谓的新的文学时代,我们能做的、正在做的和已经做了的,最多的仍然只是借助于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概念特别是思考方式来界定或判断新的(文学)价值形态。举一个显例,20世纪90年代中至新世纪初,所谓跨文体写作曾是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或概念,用以命名某类或某种兼具多种传统文体因素或特点、风格的新的文学写作文体。比如,韩少功的《暗示》究竟算是什么文体?显然,其中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使用跨文体写作这个文学术语或概念时,我们的理论前提还是立足在传统文体概念立场上的,试图将新酒倒入旧瓶中,用念、旧范畴来阐释新现象。我们的基础理论前提还没有得到自觉或有效的改变,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原有的概念或理论已经不再足以解释新的文学现象了。当这样一种文学振振有辞时,我们的文学的基础理论的重建要求其实是被忽视了。我们事实上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和相应的能力,我们还不足以真正跨入一个新时代。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回望。我们在回望中获取往前走的信心和动力。这也是文学面临真正的时代。

  统一或同一的文学价值观时代的终结,与文学的,基本上是一种现象或时代特征的两种互补性的说法。还有个更为概括性的术语:“后现代”。也就是说,随着后现代语境和后现代社会的来临,我们的文学也应该(或已经)后现代了。但我不敢放胆使用这个词,我害怕因之会进入一种需要准确辨析的理论缠绕之中。我对当下文学状态的宏观概念是,文学及其相关问题现在已经基本上呈现为一种弥散性的或碎裂般的状态。与中心价值观时代相比,现在的文学显见就是离散性的,与“过去”(的意识形态性)越来越疏离了———不仅在形式方面,也在价值内容上。在极端意义上,文学(包括广义的文艺意识形态)正逐渐成为一个极其相对性的甚至是难以或不可对话讨论的问题。说句大话,这就是后现代的文学的基本特点。

  我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也就是说,我来自中国近现代的启蒙传统和启蒙历史。启蒙的思想方式,在宏观上的特点大多表现为对历史、对文化或对社会建立一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和确定性的把握或解释。也正是获得了这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和确定性的把握或解释的自信,理想或乌托邦的目标才会形成和建立,同样,理想或乌托邦的冲动(即启蒙性的)也才会成为启蒙的真正有效的现实动力。所以,启蒙者大多又会是偏执的文化的浪漫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可是,90年代开始,我们对于所身处的世界的那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和确定性的把握或解释的自信,却逐渐崩溃了。制度、工具和我们所熟识的文化方式等等,一切都在或都已经改变了。当然,我们的理想也就失去了依托,我们已经无法再使自己浪漫起来。在乌托邦时代或历史终结之后,对于无穷之远的不可知的理想还能保持热情、冲动或想象,一下子便成了一种极其奢侈的难以想象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文学)从后现代抽身再度回转到现代性的语境或世界中去。

  文学因时代的大转换而了,这并不是一件需要担忧的事。同样地,文学形态、方式和目标的泛化,也决不是的自贬、自虐或放逐。我们其实很容易就能够看出,泛化了的文学已经包含或具有了更多的性、思想文化和社会内容。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心化时代趋于终结的这样一个社会整体性的转换过程中,文学进入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实现自身的价值最大化,倒是具备了更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换言之,文学因为获得了“泛文学”的性质和品格,公共空间由此成为它——即泛文学——的生成和场域。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应该视若文学的悲哀。文学并没有放弃什么,相反,他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范围拓展得更为广阔了,甚至还有些漫际。有人之所以会产生文学之于文学现象的“离场”或“不在现场”的感觉或误会,一大原因其实是文学泛化后的遮蔽影响。文学现场主要是一种专业性的有限现场,而公共空间则是一种关乎公共利益的理论上近乎无限的互动、的场域。后者显然会对前者产生强大的遮蔽影响。公共空间里的泛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更能显示出强势的、覆盖性的影响力。所以,我完全不能同意那种认为文学已经或自觉弱化、边缘化、游离化之类的观察和看法。在我看来,泛文学因为获得了公共空间的生成和的保障,它的多元、多向度的价值目标的最大化实现,应该是局限于专业范畴内的以往的文学所很难比拟和望其项背的。

  但是,公共空间里的泛文学也有其当下的软肋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建立和规范公共范畴意义中的文学的伦理关系,这恐怕会是一个不易很快消失的问题。原因无他,这种伦理关系的稳定建立与否,还要取决于前文讨论过的有关制度、工具和文化地位的动态变化结果。那么现在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很有些简单化的,那就是强调:我们(文学)需要在后现代语境中回归性地体验并那些显然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我指的就是文学的文化目标和,也就是作为泛文学的公共。我将与视为既交叉又互补的范畴。将从技术层面里解放出来,并且超越性地提升到神性的地位来理解,使其更多具备对世界和文化的终极目标的不懈想象,更多具备整合现实社会和文化资源的能力和可能。而所谓强调的则是文学个体和各体文学之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之必然的合与性。如果说“有所不为”是的,或“有所为”是的,那么,我当下要说的是“无所为”也是的。“无所为”的是或公共的包容度和度。

  所以,至少存在着或表现出一种现象或事物的明显两面:泛文学的“无所不为”的责任和义务,泛文学的“如何为”(包括“有所不为”、“有所为”和“无所为”)的责任和义务。及其责任和义务,并没有绝对性的标准,它需要的是个人的的考量和经验性的把握。显而易见,这种的考量和经验性的把握就会是对具体的文学(家)的思想取向和价值立场的一种验证。文学从来就不是一种技术工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对文学进行哪怕只是相对性的认知和判断应该是可能的。

  一般而言,社会或律法的要义在于个体和公平。这对文学的或律法的同样是适用的。但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在于,社会或律法的普遍地都有着法律的支持,文学的或律法的却只能主要依赖律法的规范或约束。后者缺乏的是强制执行的根据和。文学行使的也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律法。值此中国社会的转换时代,是泛文学的时代,我的文学的律法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述为:支持并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同时并不必然或绝对地反对或否定强势的、多数性的文学。

  在我的这种表达方式中是隐含有个人明确的文学价值判断的。究竟什么是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呢?或者换一种设问的方式,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学(最有可能、甚至已经)被最多地了自身的?

  不管是从社会整体性大转换的时代趋势来看,还是从泛文学已经生成的文学和文化的生态格局来看,当下的社会和文学最为焦灼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利益或的重新分配。某些归属的重心即便还没有被完全,但归属的重心则显然已经发生了位移。和经济的归属重心位移是最为明显的。而在文学领域,原先可能是最为强势的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在文学归属重心需要重新定义并发生了明显位移的情势中,它——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的被是首当其冲的。在理论上,当一种结构性的调整发生时,虽然会凸显某些原先被轻视的价值形态,但未必一定要以对另一些价值形态予以否定或为代价。事实却常常并不如此厚道。价值失落的悲剧总会成为转换时代过程中的社会常态。功利动机难免成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首要因素。因此,当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遭到不断的之后,它的强势地位显然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显然也已沦为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存在了。问题在于,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价值并不能因此被否定或,因为支持今天的文学存在及其核心价值的基础仍然主要系于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价值之中。文学的延续仍将要由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价值来予以根本的。延续今天,也就要延续历史;延续今天的文学,也就要延续经典文学的历史。而我所谓的支持并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之所以能被认作就是支持并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价值,主要理由也就在于经典文学及其传统和历史的价值代表或构成了当下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的核心价值体现。这就是我的文学律法的简单、明确和主要的理由。我的相对完整和充分的表达方式是:在泛文学生态中,文学的或律法应当体现为支持并经典文学的历史和,支持并弱势的、少数性的文学的公平地位。这也是我的文学的核心价值观。

  在以上的表述中,我一再强调家个人(我)的文学律法和文学的核心价值观,用意就是以这种方式强调家个人所奉何种文学律法对于文学实践的重要性。不妨用一个类比来说明。当人从动物界中充分进化而为最高级动物之后,动物界中的强弱量对比立即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猎杀者)与其他动物(被猎杀者)的对立关系由此形成。但是,当人为因素极端加剧了动群和数量的急剧减少或的后果之后,强势者也开始了弱势者的濒危和之。于是,关于动物的两种律法就形成并建立了,即动物的律法和律法。这两种律法的动机既在人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在对生命普世价值的认同中。显然,后者更具有超越性,后者属于更高层次上的生命观。这也就是说,虽然律法并不具有律法的强制性,但它实际上却比律法具有更高的人类的体现。又因为律法并不具有律法的强制性,所以它主要将受制于人的自觉或担当。律法是一种或自觉的践行,它也在根本上了律法的形成和建立方式,特别是其水平。

  因此,在我看来,家所奉的何种文学律法,也就是他的文学价值观及其实践中的真实内涵的试金石。惟其律法是一种自觉的担当,说到底,文学(家)的选择是的。这也同时赋予了文学(家)的多向度价值的正当和充分可能。我的文学律法只是我的,只是我的文学价值观的一种体现,而且,或许还并不是惟一的体现。对于当下中国文学形态正在不断泛化演变的趋势和现实,我则认为有必要呼吁文学(家)自觉担当文学的生态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