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最不“现代”的他如何理解“现代小说

小说 2018-11-05 19:37:24

  2012年夏天,薛忆沩的五部作品同时由上海的三家出版社出版,因此中国的出版界有了关于“薛忆沩年”的说法。从那时候开始,他每年都有两部以上的作品出版,其中有两年(2012年和2015年)出版的作品更是高达五部。这样的状态是所有人在2012年前都不可能想到的,也包括薛忆沩自己。

  2017年,随着《白求恩的孩子们》英文版、《深圳人》法文版以及《空巢》文版的同时上市,而在前一年英文版《深圳人》引起的关注,“异类”文学成为他身上鲜明的标签,这一年被他视为文学道的转折年。

  今年,薛忆沩又有三部作品出版,分别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异域的迷宫》和集《以文学的名义》,以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流动的房间》。日前,带着这三部新作,薛忆沩来到上海做客“星期天读书会”,畅谈他的文学三十年和对“现代小说”的理解。

  从《作家》于1988年第8期头条发表他的中篇作《睡星》算起,今年正好是薛忆沩进入当代中国文坛整整三十年。

  “从2012年第一次来上海参加新书发布会,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这是对我个人和当代中国文学而言都有点不可思议的七年,我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每年都有两部以上作品进入中国图书市场。随着翻译作品引起主流兴趣。”薛忆沩这样总结自己的“文学三十年”。

  之所以能保持如此旺盛的创作力,和他“隐士”般的生活状态不无关系。他隐居在山下,不用任何社交工具,找他只能等他打电话过来,深入沟通则只能通过老老实实的电子邮箱,极其守时守约。这让他在编辑眼中多少有点另类,但也使得他能保持专注力。

  在文坛,因为观察视角侧重于平凡百姓,注重社会肌体细部的发掘,与主流视角保持距离,薛忆沩也有“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之称。事实上,离开热闹的深圳,移居,薛忆沩选择的就是一种远离主流、远离信息、远离时尚、非常不现代的生活。以至于去年,“蓝色都市”国际文学节授予他当年度“多元文化”,最大的英文发表对他的整版专访,在年度回顾中又将其在文学界的突然“现身”视作重要的文学事件,用薛忆沩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一直隐居在皇家山下的普通移民突然了身份”。

  就是这样一位不怎么现代的作家对现代小说却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是《流动的房间》责任编辑何家炜给我出的题目。最开始时,它的副标题以三位现代小说大师的名字组成:‘乔伊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可是当海报出来时,不仅副标题里的大师名字被‘薛忆沩’取代,标题本身也被加入了‘薛忆沩’这三个字。如此改变让我马上想到了乔伊斯《尤利西斯》第一章里所写到的‘僭越者’,它出自以乔伊斯本人为原型的小说人物斯蒂芬的内心独白,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薛忆沩说,“僭越”可以说是现代派艺术的第一性征,“现代小说”本身在文学史上充当的角色就是僭越者。

  “外公辈的卡尔维诺、老外公辈的博尔赫斯以及老老外公辈的乔伊斯与‘薛忆沩’相比,谁更现代?”在薛忆沩看来,这个答案几乎不言自明,但如果仔细考量的话,就会发现里面的复杂性。

  “最为激进的方向大概有两种:第一,正如一位西班牙作家所说,《堂吉诃德》是任何时代的现代小说。也就是说,‘现代’有可能是文学经典固有的特征;第二,上世纪六十年代,当现代小说仍在发展壮大时,一位学者发表了一篇题为‘What Was Modernism?’的著名论文。标题里刺眼的过去时态提醒我们,在我们关注它的时候,现代小说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传统。”

  薛忆沩认为,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小说,以及整个现代派文学,是文学对四种特殊社会存在做出的激烈反应:其一是教的没落,借尼采的话说,就是“死了”,这样的社会存在使人失去了的寄托;其二是科学发展还不够充分,尤其是生物学和医学发展还不够充分。这使得人的身体和生活还没有完全遭受的入侵,“”还保持着相对的完整;其三是语言还通过结构和精致维持着权威地位,对语言的让现代小说家成为了自觉的写作者、“艺术家”;其四,历史还在人类生活里扮演重要角色,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就仍然对现实和文学发生着深刻的影响。现代小说的美学特征就是在这四种社会存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的人物充满了形而上的焦虑,它的焦点对准个体的内心,它的叙述重视结构、形式和语言,它对生活的认知富于象征和隐喻……这些美学特征在乔伊斯《尤利西斯》等作品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但是随着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医学飞速发展,现代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后期开始失势。当科学、信息和消费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个体”或被科学肢解,或被信息淹没,或被消费腐蚀。现实与历史彻底,生活也因此变得碎片化。

  “在这样的时代,现代小说还有什么价值?现代小说的艺术还有什么价值?这是值得所有热爱文学的人认真思考的问题。”薛忆沩只是抛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